————纪念《滕杨方案》公布六十九周年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滕久昕

最近，由冯小刚导演的影片《一九四二》在全国各个城市开始上映，影片真实地反映中国在那个年代所遭受的苦难历程，打开了一段尘封的历史，在当今社会青年人中，引起了巨大的影响。它給予观众在看电影之外带来启发与思考，很难得，这是一部把中国人所受的苦难讲述得如此之好的影片。这使我想起父亲当年在太行山战斗时，与杨立三同志一同制订的著名的《滕杨方案》到如今已公布69周年。查找一些资料后撰文纪念，也是向读者介绍那个年代的事情。







一

1943年3月，太行山区军民联合起来，打退了敌人又一次年关“扫荡”，连续几年的青黄不接，百姓生活很苦，缺粮的人家开始捋树叶、吃树根、挖野菜度荒。八路军总部驻地麻田和附近村庄，常常看到提筐挖野菜的妇女和儿童。部队战士也吃不饱，饿着肚子行军、打仗，甚至在严寒的冬天仍穿着单衣。为减轻人民负担，军民共度荒年，总部机关干部每人每天粮食定量从一斤半减为一斤，有时甚至不到半斤；衣服，鞋袜无法供给；办公文具几乎没有，一个信封都要反复使用多次。时任八路军前总参谋长的父亲和大家一样，在这艰苦的环境里共度难关。我们从滕代远、杨立三致中央“关于太行财经问题的电报”里看到这些文字：太行区今年军队服装已成空前严重问题，去年十月财经会议时是依照十斤米换一斤棉花计算的，现在一斤棉花则需廿余斤米，超过预算一倍多，小米跌到五元左右一斤没有人卖 …… 今年军服共需款二万四千五百万元，现在存下小米十四万石（一石合现在120市斤）款项毫无着落，即十四万石小米完全出口，也差款一半以上。

1943年秋，华北持续干旱，土地干裂，寸草不生，接着又遭蝗灾。太行山根据地的群众在***党领导下，在八路军战士的帮助下，秋菜取得了较好的收成。总部所在地的麻田一带，修了水渠，粮食亩产可达二三百斤，这在当时就是非常可观的产量了。总部和所属部队大力开展垦荒生产，收获了大量的菜蔬、南瓜，粮食也可以做到自给3个月。

秋后，在完成反“扫荡”战备工作之后，刘伯承、邓小平领导军民全力转到修河筑堤、兴修水利的工程中，从根本上加强根据地抗灾夺丰收的能力。父亲则从前总直属队抽调近百人，编成两个生产大队，亲自率领他们上山开荒，要求每人至少负责两亩土地，从开荒、播种、除草到收获，要负完全责任，贯彻到底。一年下来，父亲除参加集体劳动生产外，个人还抽空另干农活。自己的地里上缴菜一百三十多斤，节约鞋子五双、布袜两双、麻三斤、单军衣一套、棉衣一套，带头完成生产节约任务。

中共中央北方局在1941年1月1日发出《关于1944年的方针》文件，对本年度完成的中心任务提出四条，其中第二条规定：“开展大生产运动，根据地党政民组织必须以百分之九十的力量领导人民生产，百分之十的力量用于财粮征收。”为了贯彻北方局的指示，父亲在召开的动员会上，结合当前任务，阐述了开展生产运动的重要性。滕代远说：“我们八路军要学会三套本领，能打仗，能生产，又能团结群众、组织群众。”1944年的大生产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，人人投入到这场具有战略意义的运动。父亲说：“十八集团军司令部第一大任务是领导全军作战，坚持华北敌后抗战。第二大任务就是领导全军生产。自己动手，克服困难，减轻人民负担。”他还要求直属队要争做全军生产的模范。

刘伯承、邓小平连续发出指示，要求所属部队必须坚决节食节用。刘伯承坚持吃大灶，天天跟大家一起啃又黑又硬的用豆面加野菜、树叶混合后蒸的菜馍馍。邓小平也拿起工具，加入了抬石头，垒石堰的工作。滕代远参谋长屋前种菜，他种的一棵冬瓜长势特别茂盛，结果时最大的一个冬瓜重六十市斤，后来被管理科副科长谢汉初用箩筐提走了，摆在总部直属单位纪念“九一八”十三周年大会主席台上面，与会者都感到惊讶和兴奋。作为抓生产节约运动的主要领导人杨立三副参谋长，经常和战士一起上山背柴，在工作实践中他感受到：在贯彻执行中央关于生产节约的指示中，出台什么样的政策，直接关系到能否真正发动群众，在生产节约运动中取得良好的成绩。说得更清楚一点，就是在处理公与私的关系上，在处理收益的分配问题上，能否照顾到个人私益，敢不敢在这方面有所“突破”？杨立三是一个既讲务实，又思进取的人。为了调动大家生产节约的积极性，改善当时已十分困难的物质条件，将后勤部生产节约获得的一部分收益奖给了个人，并允许个人养鸡养兔、养蚕养蜂，收入归己。因此，后勤部不但生产节约成效显著，而且供应也比别的单位好，有的人甚至有了上千元的积蓄。这在当时是个不小的数目。总部的处长、科长们和战士们一起比着干，无一例外地按总务部门规定，每人完成全年上缴一千市斤蔬菜、一百市斤小米的任务。一些有病或者坚持机关战备工作的人员，也挤出时间积肥、打野菜、种菜、养鸡、纺棉花、捻毛线、织毛衣。父亲决定从机关抽人组成垦荒队赴武乡县、襄垣县和偏城山区开荒种地。当年在小窝铺和龙王堂开荒五百亩，种了土豆、萝卜、荞麦、谷子等。由于土质好、肥料足，人们干劲大，当年获得大丰收。有一个单位光是土豆就收获六十多万市斤，自己吃不完，就用土豆烧酒，再把酒运到敌占区换回药品和***。情报处四十人的垦荒队在队长梅聿实领导下，多项生产指标创纪录，收益突出，受到滕代远嘉奖。

正当军民大生产轰轰烈烈开展起来后，部队中对生产物品的分配上，出现了“一切归公，反对私有”和“个人应该多多分享”等种种模糊认识。甚至有人说“搞个人的利益是资本主义”。显然，这种思想观念不“突破”，势必挫伤大家的积极性，给轰轰烈烈的生产节约运动带来消极影响。

为了澄清这些在下面开始流传的模糊认识，需要有一个具体的政策条文规定。就在此时，参谋长滕代远、副参谋长杨立三深入基层调查研究，通过召开座谈会和个别谈话，反复征求干部、战士的意见，了解到人们最关心的是什么，大多数人最赞成又是什么。汇集了大量的情况，由他们二人亲自主持搞出一个实施生产节约的方案，这就是被人们广为称赞的“滕杨方案”。 明确提出“生产有分工,劳动有报酬,公私两利”的方针,调动了部队生产节约的积极性。

毛泽东同志1942年底在陕甘宁边区高级干部会议上就讲到：“发展经济，保障共给，是我们的经济工作和财政工作的总方针。…… 在公私关系上，就是‘公私兼顾’，或者叫‘军民兼顾’。我们认为只有这样的口号，才是正确的口号。”在解释将要实行的“精兵简政”政策以后，他又指出：“节约是一切工作机关都要注意的，经济和财政工作机关尤其要注意。”先后任中共中央财经部长和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李富春在1944年1月的中央直属机关生产总结会上，也提出了“先公后私”、“公私两利”的原则。他还批评那些对此抱怀疑态度的人受了两种错误思想的影响：一是经验主义的影响，二是教条主义的影响。领导的讲话精神和切实支持，生产运动中群众积极性需要得到更好保护的现实要求，迫使八路军总部不得不制订出有关生产节约的相关文件。《滕杨方案》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出台的。